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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家人的远祖多是中原大族世家，即从魏晋以来形成的“衣冠望族”……这些正是汉族传统文化的精粹，即正统观念：以忠君为表现形式的政治意识，家族观念，族群观念，保守的、固执的祖宗之法的道德价值，以及出身高贵、书香世家或诗书传家的文化教养而产生的优越感。［34］
客家人是在不同的历史动乱年代间，由中原不断迁徙到南方的，殆无疑义。流传很久的一首客家《迁流诗》言：
人禀乾坤志四方，任君随处立常纲。
年深异境犹吾境，深入他乡即故乡。［35］
我以为，这不但表明了他们已经具备了随遇而安，自觉适应环境的能力和心态，而且具有传承以儒家价值观念为中心之汉族文化的自觉。
但是对于客家大规模移民究在何时却有一些分歧。罗香林曾提出“五代宋初说”：
客家先民的移民运动，在五代或宋初是一种极其显著的事项，“客家”一名亦必起于是时。［36］
长期以来几为定论。但近年有学者提出异议，建议将时限后移到北宋末年。［37］并举宋末元兵大举南下，临安沦陷以后，以闽粤赣交界处为中心的客属“大本营”居民不顾艰危，出师“勤王”为例。如庐陵人（今江西吉安市）文天祥即有“今已约赣州诸豪，凡溪峒剽悍轻生之徒，悉已纠集”［38］之语，吴莱复在元兵南下时“自江西初起，崎岖山谷购募义徒，耕莽峒丁造辕门、请甲杖，不啻数万”。［39］明初宋濂《题文天祥手帖》中，亦谈及文天祥起兵抗元时，“赣州大姓起义旅相从者，如欧阳、冠、侯等，凡二十三家。”［40］在赣闽粤“客家大本营”及其附近地区几经争夺，极为惨烈。直至崖门海战失败，海上浮尸十数万，无人投降。这种景象结局，是在中国历朝陵替中从未出现过的。他们毅然挑起“兴复宋室”之责，颇有效仿蜀汉将相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”的气慨。可见客家人汉族属意识的自觉，已凝聚入强烈的政治意愿。这种情形在明末清初又复出现，不为偶然。后文再论。